《中外教育比较史纲》我们的心血之作

如果没有《中国教育通史》和《外国教育通史》这两套书的出版，也许《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就不会如期面世。

1987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山东教育出版社，第一次出差就是参加六卷本《中国教育通史》最后一卷的统稿会，这使我有幸结识了教育史学界的诸多专家学者。一年后六卷本《外国教育通史》的编撰工作开始启动。我在与另一位编辑共同完成了两卷后，从第三卷起便独自承担了此书的编辑工作。1994年初，全部六卷出齐。这两套书当时在教育界颇具权威性，为专家学者们普遍称道，而我在这6年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如何在教育史类图书的出版上再有所开拓和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时至90年代初，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作为教育科学方法领域新开拓的前沿课题被学术界广泛关注，并成为一种趋势，经过数年的探索，研究工作已初见成效。我借助于以往与教育界学者广泛接触的有利条件，收集了大量信息，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出版社在已有的基础上，结合学术研究的需要，策划、组织编写一套中外教育史比较的专著是很有必要，也是可行的。1994年在社选题论证会上我正式提出了《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的选题设想，社领导对此给予充分肯定，把它列为总社重点选题，后来又被列为新闻出版署“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整个成书过程中，出版社在资金投入和物质保证方面可谓不惜工本，为本书的最终完成提供了有利的支持。

申报选题的同时，两位主编也确定下来，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张瑞教授，一位是杭州大学王承绪教授。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涵盖面广，内容极其丰富，作为一项繁难的开拓性的工程，研究角度的定位、框架体系的建构、写作模式的确立等，都令他们颇费心思。此间我多次打电话与主编商量，经过反复研究，定下将全书按历史时代划分为三卷。很快参编人员也确定下来。1995年3月，第一次编写会议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的30多位教育史学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共商这部开拓之作的编撰事宜。

这之后的两年里，我又先后三次组织召开了各卷的统稿会。1995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现代卷统稿会上，大家情绪高昂，讨论热烈，其间有好几次只顾探讨问题，竟忘了时间。会后大家抓紧分头修改，然后由担任分卷主编的张人杰先生做终审。12月初，张人杰教授打电话告诉我稿子已统完并挂号寄出。然而两周过后未见稿子。我万分焦急。等待的日子里我简直是度日如年。这些书稿可是作者们的心血之作啊，万一丢失，损失将是难以弥补的。终于18天后书稿到手了，马上又加班加点进行编辑工作，最后赶在新年钟声响前发出了40多万字的书稿。